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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非遗专家马盛德:非遗是活态的,是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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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人 发表于 2021-1-5 15:09:5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青岛人
2021-1-5 15:09:52 41 0 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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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1年昆曲申遗成功以来,我国“非遗”概念下的保护工作明年将迎来20周年。环球网文化频道专访文旅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原巡视员、国家非遗展示保护基地专家委员会主任马盛德,解读非遗保护的中国经验与制度实践。“认定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这一举措最大的意义就是,我们认识到了非遗保护的核心是“人”,尤其是掌握着高超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
他更以国际视野和专业角度指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申报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为了全世界各国各民族来分享优秀文化成果,文化共享是非遗申报的核心。遗产在分享当中消除了隔阂,增进了了解,因为遗产的共享,大家和谐在一起,彼此相互尊重,这是遗产最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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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非遗保护历史:联合国“点赞”中国经验
环球网文化频道:“非遗”概念是如何产生并进入中国的?
马盛德:二战以后,联合国开始关注生物多样性和人类文化的多样性问题,着力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启动“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申报工作。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非遗公约》),这时“无形文化财”“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民间艺术创作”等名称统一规范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一直延续到现在。
2001年,中国艺术研究院组织戏曲的专家学者将昆曲申报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昆曲成为了中国首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非遗名录的代表性项目,到了2004年我国加入《非遗公约》。“非遗”的概念逐渐在我们的社会各界流传开,产生深远影响,最终在立法层面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环球网文化频道:2001年昆曲申遗成功开启中国“非遗”元年,我国非遗保护工作经历了怎样的历史?
马盛德:没有“非遗”概念以前,我们已经做了大量的遗产保护。有人说最早可以追溯到《诗经》,已经对当时的民间歌谣收集整理,一直流传至今。50年代,我们开展到民族地区采风,音乐家杨荫浏用钢丝录音机录制了6首阿炳的曲子,其中抢救下来的一首《二泉映月》,被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盛誉“这种音乐我们是要跪着听的!”八十年代初开始,我国编纂了十部《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历时25年,工程浩大,被誉为中国的”文化长城”。非遗保护的抢救记录工作取得了重要的成果。等等。以上的这些工作成就,可以说是非遗的典籍式保护,主要以保存为主。
我们一般说,开启“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下的保护工作,到明年将迎来20周年。2005年至2009年非遗普查统计我国非遗项目近87万项。政府主导、国家重视,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立法,中央财政设立非遗专项资金,国务院把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设立为文化遗产日,建立非遗的调查制度和国家、省、市、县四级名录制度,以及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制度。非遗保护的制度建设和机制建设逐步完善,20多个省区市文化厅都有非遗处,近30个省区市都设立了非遗保护中心,各地区有保护条例(保护办法),建立了23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中国的非遗保护是有法可依、依法保护,走上法制化的轨道。今天中国的非遗保护工作是一个全面性、整体性、法制化,注重活态保护和传承的全新格局!
环球网文化频道:我国非遗保护工作促进了哪些国际文化交流?
马盛德:我们积极申报联合国的非遗项目名录,也与跨境的国家联合申报,比如我们跟蒙古国共同申报蒙古族的长调民歌,虽然跨越两个国家,但遗产是整个蒙古民族历史共享的,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申报规则,“同源共享”的遗产项目,既可以联合申报,也可以单独申报。联合申报、联合保护、共同分享,这样增进了我们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友谊、合作、交流和文化的共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设立“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培训中心”,职能是承担教科文组织在亚太地区的培训工作。我国和教科文组织联合举办的每两年一次的四川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邀请世界各地各国的非遗在这个平台来共同展示、相互交流、分享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近20年来,我国作为一个《非遗公约》的缔约国,积极参与教科文组织的相关活动,多次当选政府间委员会委员国,积极申报非遗项目名录的同时,实现承诺,完成履约报告,全力做好中国的非遗保护工作。例如,2009年我国申报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项目,经过十年时间的保护实践,已经改变了濒危状态,现在从事黎锦制作技艺的上万人,这一项目的保护实践,成为中国非遗保护的成功范例。也是我们实现了对遗产保护的庄严承诺。
我们探索的非遗保护的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这些举措,使我们在国际非遗保护的领域里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影响力大大提升,形象大大地改变。非遗保护工作在提高我们的国际声誉发挥了积极作用,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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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制度:活态传承的核心是“人”
环球网文化频道: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制度有怎样重要的意义?
马盛德:传承人的认定也是我们对联合国《非遗公约》的发展,是中国特色的重要实践。国务院公布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非遗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经各地申报、文旅部组织专家评审认定。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已经公布5批,一共是3068人,中央财政目前每年拨两万块给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作为传习补贴。
认定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这一举措最大的意义就是,我们认识到了非遗保护的核心是“人”,尤其是掌握着高超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我们认识到了对非遗的保护,离开了人,就无从谈活态的传承和保护。《公约》对非遗的定义是“世代相传”,人活不了千年,那我们这种高超的技艺,无形的、不依赖物质载体的遗产怎么传承?就是要人传人,世代相传,通过家族传承、师徒传承、社会传承不断地延续遗产的生命力。
环球文化频道:有一种观念认为非遗是古老的文化,是属于博物馆的,如何看待这种观念?
马盛德:非遗的特点是活态性。“非遗”与“文物”有什么不同?国家制定的保护方针只有最后四个字之差。文物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非遗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这十六字保护方针,对文物“加强管理”,而“非遗”是传承发展。因为非遗是活态的,文物是相对是静态的,所以非遗传承人的代际传承特别重要。
每个时代,传承人首要任务是要传承,但他在新的时代、新的环境里,他有权利与当下环境碰撞进行再创造。代代相传的时候,它自然会有一个主线,血脉依旧在它身上延续。非遗如果与当下时代生活不发生关联,走向濒危和死亡是必然的。
我们不能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看成一成不变的,我有一句口号,“只要我们的非遗还有一口气就不能进到博物馆”。非遗要活在我们的社会生活里,社区群体和民众中间,一旦进入到博物馆就失去了活态的生命力,就像你在博物馆可以欣赏一些静态的文物一样,但是它已经远离我们鲜活的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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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非遗走进现代生活路径:找到与工业文明的融合点
环球文化频道:如您所说,非遗是活态传承的,那么如何让非遗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马盛德:我们要认识到非遗是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共有十大门类,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的生活方式。
传统与我们今天的生活,非遗要找到一个融合点,这是非遗的专家、管理者、传承人苦思冥想的一个事情,所以提出一个非常关键的理念:非遗走进现代生活。我们从2015年开始试点,2016年开始全面铺开,在传统技艺类别里开展了一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的研修研习培训计划。让我们边疆地区的民间传承人,走进清华大学、中央美院、北京服装学院、上海大学等专业院校,跟我们大学老师、设计师一块研修研习,研究非遗的产品如何跟当下进行结合,研发一些符合年轻人、具有时尚性的文化产品。也让传承人群亲身去感受现代城市文明的变化,把传统非遗的魅力介绍给校园里的大学生群体。
环球文化频道:非遗的传承中,“非遗扶贫”也成为了脱贫攻坚的亮点。
马盛德:像青海地区的传承人,参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的研培计划回去以后,把牦牛皮加工成皮包、电脑包、手提包、灯具或者挂件,让非遗传统工艺与今天的审美结合在一起,让更多年轻人来欣赏它。我们的一些大学和企业的设计师也到民族地区设立一些工作站,了解当地的民间文化和传统工艺,与传承人合作研发新产品,解决了当地的一些生计和贫困问题,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加入到非遗传承的队伍中,这样我们的遗产才具有可持续性,我们对遗产的保护就比较有信心。这也符合我们国家当下大力推动的扶贫攻坚的战略,非遗也在扶贫中发挥着自己应有的价值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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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联合国非遗申报:非遗的文化共享促进全球文化理解
环球文化频道:您担任着中国向联合国申报“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评审委员会委员,那么我国如何选择向联合国申报的非遗项目?
马盛德:国家、省、市、县四级名录体系,是我们形成的重要的非遗保护制度,建立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由下至上申报,最后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中选择最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表性和影响力的项目,向联合国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明确,遗产申报有三个类别,包括《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及《优秀实践名册》。目前,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项目共计42项,总数位居世界第一。其中,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34项,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7项,优秀实践名册1项。
环球文化频道:为什么说非遗对人类文化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
马盛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国际层面来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也是意识到了全球化,工业化在给人类带来这样一个优越成果的同时,我们有些文化在消失,文化多样性减少,个性化锐减。非遗是文化多样性的熔炉,又是可持续发展的保证,这是《公约》对非遗的基本判断和总结。
联合国设立这个平台,更多是让各国家各民族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国际平台分享优秀的文化成果,人类的文化非常丰富多彩,需要相互了解,也让我们有更多的选择。所以申报强调文化的共享性,不是商标注册、申请专利。曾经在社会上流传的“韩国抢注端午节”也是一种误读,韩国申报的是江陵端午祭。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同源共享”的规则,一个源头,可以有很多个支流,遗产国可以单独申报,共享的国家也可以联合申报,不用过多追求历史,要看遗产在当下生活的现状。遗产在分享当中消除了隔阂,因为遗产的共享,大家和谐在一起,彼此加深了解,相互尊重,这是遗产最大的价值。
专家简介:
马盛德,撒拉族,历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科研处处长,院学术评议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副司长、巡视员(主持工作),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现任国家非遗展示保护基地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向联合国申报“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国少数民族舞蹈学会副会长,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央民族大学、上海交大、上海大学、中南民族大学等特聘、客座教授,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理事。
文章来源:环球网 2020年12月25日
编辑:孙大举
审核:袁卫忠、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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