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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山路5号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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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肉肉 发表于 2021-2-24 13:59:2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猪肉肉
2021-2-24 13:59:27 129 0 看全部


青岛的鱼山路,依小鱼山南麓而建,西北起自大学路,东南止于文登路,仅仅896米。


我对鱼山路太熟悉了。小时候,每到夏天,就和小伙伴一起,穿上游泳裤头,脚蹬木头的“呱哒板”,用葡萄糖盐水瓶子灌上白开水,从观海二路家中出发,穿过整个鱼山路,到第一海水浴场游泳。


烈日炎炎,脊背每每要晒爆几次皮,泳后回家,蹲在水龙头下冲水,火辣辣的疼,那时没有预防皮肤癌的常识,侥幸得很。


至今,也经常在鱼山路来往穿梭。



小鱼山周边在1930-1950年代,住了不少文化名人,大都住着别墅洋房,出门黄包车伺候,待遇不错。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批了这条“中国历史文化名街”,也名副其实。

现在的青岛,谁是文化名人?不得而知。两院的院士应该算文化名人吧?他们住着国家提供的或者自己购买的宽敞住房,也享有优厚的待遇;院士的退休金,每个月也有七万多元。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我和鱼山路5号有不解之缘。上学、工作、生活、退休,最美好的时光都留在这个大院里。

我曾经给物理系1981-1984级的学生做过辅导员,迎新生之后的第一次见面会,我就会在黑板上写下他们上学期间的通讯地址:青岛市鱼山路5号218X信箱,邮编:266003。

现在的学生,恐怕不会写信了。



这是鱼山路5号的大门,也叫一校门。两侧的大石柱,浑圆厚重。

原来的校门,除了两个大石柱外,不是这个样子。

已经故去的臧衍禧,是物理系的老师。

据他生前回忆,他在1947年8月考入山东大学工学院,来报到时从一校门进入,那时的校门,是两个大圆柱间设有六个用木桩钉制的,缠有铁蒺藜路障的校门;那是内战时期,不足为怪。

1948年,学校要求工学院帮助设计制作一校门,工学院长指派臧衍禧设计了图纸,在辽宁路机械厂焊接制作后运回学校安装完成。

这个校门,一直用了46年。



这就是臧衍禧设计的一校门。两侧有栅栏连接大圆柱和方柱,中间是推拉式两扇大铁门,右侧的大铁门还有一个供行人出入的小铁门。


1994年,学校要搞七十周年校庆,换成了当时时髦的伸缩门,这个大铁门便寿终正寝了,其实,还是大铁门经久耐用,无需维修,那时的质量,用上百年也没问题。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校门传达室有一个朱老师经常在那里值班。据说朱老师曾经给某个军界大人物当过保镖,武功十分了得。不要说一两个小毛贼,就是现在的保安,三个五个也是靠不了身的。武术界人士,多会推拿正骨的技艺,朱老师更是精通此道。

某日,我正在传达室等客人,忽见一个小青年被人搀扶着,一步一挪的进了传达室求医,朱老师让他趴在传达室的长条椅子上,顺着脊骨慢慢地摸,摸到某处,说:“扭了”!然后让青年趴好,两手在患处轻轻一捏,那青年“啊呀”一声尖叫,朱老师说:“好了,下来吧”,话毕,那青年下来竟行走自如;千恩万谢,朱老师只是笑纳了那人的两个大西瓜;如果到医院去看,X光CT照一通,没有几百元是下不来的。我当时看得目瞪口呆,妙手回春,华佗再现,高手在民间。



进入一校门,有一个小小的花坛,好像存在很久了,有块石头刻有“风致园”三字,传说此名为原山东海洋学院副院长侯连三所题,现在看来并不确切。

据海大的离休干部徐瑜等“老山大”人的回忆,这个花坛至少在1951年就有了,当时种满枫树,故而得名。至于何时所建,何人墨迹,徐瑜他们至少在2015年还没搞清楚。

因候连三1959年才调来山东海洋学院,因而可以断定不是候所题。

到了2004年8月,“风致园”又放了一块原文化部长、著名作家王蒙题写着校训的大石头,原来那块“风致园”石头就更不显眼了。

说到王蒙,大概是2001年,学校要搞一个校训,当时学校里好像一切都要突出海洋特色,校长要求校训里要有“海”字,我也曾参加过一次讨论。

记的当时学校宣传部提出的初稿是“海纳百川、至人至德”,我个人觉得似不对仗,最后意见并不统一。


后来,学校求助于王蒙,王蒙建议把海大的校训确立为“海纳百川,取则行远”。

解释是:海纳百川,语出《庄子·秋水篇》,意指海大人应虚怀若谷,海大校园应百花齐放,能容纳各种学术思想、各路群英。“取则”典出晋陆机《文赋·序》,“行远”典出《中庸》,取则行远,意指海大人既能够遵循科学规律,又能够眼界高远且脚踏实地地朝着既定的目标奋进。

名人拍板,海大的校训才有了定论。

在这之前,海大的校训是“团结、勤奋、求实、创新”,如抗大的校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言简意赅,如出一辙。

海大的这条校训谁人提出,史料并无记载;但是我觉得与伟人提出的抗大校训有异曲同工之妙。

伟人就是伟人,当年作词《念奴娇》怼“苏修”时,直接“不须放屁”,四个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简单实在,文风端正;值得后人学习。



风致园的后面,就是“六二楼”,最早是日本中学,乃青岛条件最好的中学,也是最华贵的中学。

“六二楼”建成于1920年,今年100岁,由日本建筑师三上贞设计,不知道日本人为什么要把此楼设计成德国风格。

把一所中学完整的功能设计在一座楼里,是很罕见的。“六二楼”里,有教室、实验室、办公室;有图书馆、体育馆、溜冰场;整个建筑呈山字形,看上去彼此独立,却又相通。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六二楼”经常遇到一些日本老人,也就是当年日本中学的学生,到此怀旧。日本人,见到你必然有一个九十度的大躬,然后又间歇性地点头哈腰,难怪日本人的腰椎和颈椎那么强健;中国人,抬头的老婆低头的汉,大多颈椎有毛病。

我在“六二楼”上过课,做过实验;毕业留校后,前后又在这个楼里工作了八九年,对此楼相当有感情;我待人礼貌,看人双目平视,因而颈椎还好。



“六二楼”在日本中学之后叫啥名字、做啥用途,尚未考证。但是“六二楼”这个名字由此而来:

1947年6月2日,山东大学的进步师生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冲破一校门外国民党军警的封锁,高喊着“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上街游行,在鱼山路大学路交界处遭到军警地殴打抓捕,这就是著名的“六二学运”。

巧合的是,两年后的1949年6月2日,山东大学的师生又敲锣打鼓地庆祝青岛市解放,也庆祝山东大学获得新生。此后,师生们对校内各个建筑命名了新名字,“六二楼”由此诞生,至今71年矣。



解放初期,“六二楼”作为山东大学的行政办公楼,正中间二楼这三个窗户是一间大屋,上世纪八十年代,做过物理系的教室;再后来学校成立科技公司,就在这里办公。

科技公司由几个老干部领衔,为学校赚了多少钱不太清楚,只记得当时进了很多电冰箱,把溜冰场摆得满满当当,白花花的,销售似不太顺畅。

其实,这间屋做过大人物华岗的办公室。


华岗,1903年6月9日生,浙江省龙游县人,革命家、哲学家、史学家、教育家。1925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老资格的共产党人。1955年因“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以及“向明反党集团案”被捕,1972年5月17日于济南市山东省监狱去世,1980年平反后,骨灰安放于济南英雄山革命公墓。

解放初期,李维汉曾邀请华出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周恩来也曾想让华担任教育部党组书记,均被华婉拒;因为华身体不好,只想在大学里做管理兼做学问。如果当年华进了京,能否逃脱厄运,也很难说。

1950年4 月,华岗被任命为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创办《文史哲》杂志任社长,同年出版《苏联外交史》

徐瑜,1951年至1955年曾做过华的机要秘书。

据徐瑜回忆,开始的罪名即由这本《苏联外交史》而起,说华在此书中宣传了苏共的观点,与我党首脑观点不一致,但是华岗在批斗会上强硬地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后来证明,华与“胡风反革命集团”、“向明反党集团”也毫无关系,何况向明一案已经在1962年甄别平反,但是华还是在1965年被秘密判刑13年,罪名当然是莫须有。

看样是高层有人要把华置于死地。现代人整人,不亚于清朝等朝代,往往是“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华岗终于冤死狱中。

1951年春,济南华东大学迁到青岛合并于山东大学,华岗续任校长兼党委书记,同年出版《五四运动史》。

1953年,出版《鲁迅思想的逻辑发展》。1954年,他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时还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哲学研究》编委,次年出版《辩证唯物论大纲》和《辩证唯物论和物理学》。

华岗在山东大学任职期间,同他一起工作的副校长童第周、陆侃如,是著名的科学家和文学史专家;教务长、总务长和各院院长,也都是知名教授,富有办学经验。凡是学校的重大事项,华岗校长都与两位副校长及教务长、总务长等共同商量,一起做出决定。因此,学校在这一时期出现一派生气蓬勃和兴旺发达的景象,被称为是山东大学建校以来的又一个“黄金时代”。

这是华岗位于龙口路40号的住宅,面积不小。山东大学的党委常委会每周五晚上就在华岗家客厅召开,有时开到凌晨,由徐瑜担任记录。

华岗出事后,家属被扫地出门,赶到一间十平方米的小屋,这是中国的惯例;华八十多岁的父亲抑郁而终;华的夫人谈滨若,时任青岛七中校长,老革命;被以“包庇华岗”开除党籍,行政降四级,赶到湖北路菜店去卖菜。

我在青岛二中读书时,每天都要从他家门口经过,但是那时还不知道华岗。


华岗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据臧衍禧回忆,华岗在山东大学任职期间,每周六下午都要在海洋馆前一片槐树下作报告,也叫“政治大课”;有时也在水产馆下面那个有台阶的小广场作,对师生进行时事政策和政治理论教育,华的理论水平极高,演讲时只拿一张小纸片,旁征博引,珠圆玉润,连青岛市的大小干部也要届时前来,洗耳恭听华岗的报告。

这片槐树林,以后就命名为“红庄”,这块地以后建设了物理海洋研究所,也叫“文苑楼”。

现在,不要说大学校长不会每周给师生作报告,每年作一次也未必;市里的官员也不会有闲工夫来听你大学校长扯。


说到“六二楼”,我还曾经在“六二楼”里住过几年。二楼角上这间屋,就是我女儿的诞生地。

我女儿大学毕业后,又先后到牛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拿了两个学位,我没学过《周易》,但我觉得地气还是非常重要的。

不过现如今,您就是想每月拿两万元租“六二楼”一间房沾沾地气,也是痴人说梦了,我那时是特殊时期。

有一次,在这屋里煎鱼,香味随着窗户飘到了马路上,恰好被路过窗下的校领导闻到,领导的嗅觉一般都是很灵敏的,断定这是香煎鲅鱼,那时的鲅鱼才一块钱一斤;领导马上打电话到系里,追查为何有人在实验室做饭,我诚惶诚恐,怕为了这香煎鲅鱼耽搁了大好前程;从此改变了策略,新鲜鱼虾一律清蒸,臭鱼烂虾坚决不买,以防领导再次嗅到。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到了现在,我的煎鱼技艺基本荒废,蒸鱼水平说不上炉火纯青,但可以与蓝翔技校的学员一决高下;多数饭馆清蒸鱼的通病是蒸得过老,我是看不上眼的。


“六二楼”山字形的几个面,我都呆过。这是朝鱼山路操场的那一面,楼下是我上学时的教室,楼上是我退休之前的办公室。



“六二楼”旁边,有一个花房,多年前,生物系有个周汝伦教授在里面做海水稻实验,成功与否不得而知;但是现在袁隆平团队的海水稻已大获成功,经营者是海大校友张博士。

海水稻是耐盐碱水稻的的形象化称呼,是在海边滩涂等盐碱地生长的特殊水稻。其生长地并非海水或海里,而是不惧海水的短期浸泡,海边滩涂是海水经过之地而非海水里。

好像有一年张博士给我们海大的老师每人一小袋海水稻试验品,吃起来蛮不错的。

花房,除了周汝伦做实验,后勤的绿化组也种了一些花在里面,除了领导办公室里摆一摆,也卖一些,挣点小钱。


鱼山路5号有两片操场,这是鱼山路操场,看上去很优美,其实对面是信号山和迎宾馆。

鱼山路操场原来有一些好像训练飞行员或是航海员用的大转梯、大飞轮等,我们小时候经常来这里玩一玩,后来上大学的时候,这些东西就不见了。再过了若干年,这里修了两片网球场,我还打了几年网球,后来膝盖有伤,就不打了。

鱼山路操场,平时用来上排球课篮球课,开运动会时,就用来做田赛场地,这些年,学校有钱了,修的像模像样。


大学路操场,现在是标准的400米跑道。但是我们上学时还是泥土场地,300米跑道。每当开运动会前夕,体育室的老师们便会像牛马一般,套上绳子,拉着石碌碌,一圈一圈地把场地压平,以便第二天比赛。

不要小看这块操场,1936年,中国惟一的奥运会选手刘长春,就在这里训练过。

场地中间的小足球门,固定不好有时伤及学生,有一年出过事。


六二楼”背后,是“胜利楼”。“胜利楼”的名字当然也是与青岛解放有关。


“胜利楼”原来就是日本中学的学生宿舍;在抗战胜利后曾作为山东大学的办公楼和医学院的教学楼,旁边的“六二楼”地下室就曾作为医学院学生解剖尸体的地方。后来,还是作为学生宿舍,原物理系总支书记吕增尧上学时就在“胜利楼”住过。


1959年3月山东海洋学院成立后,“胜利楼”一直是学校的首脑机关;“胜利楼”面积不大,办公比较拥挤,校长书记的办公室也就是十个八个平方,绝对不会超标;后来在南头又接建了一溜,条件才改善了一些。我曾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胜利楼”工作过几年,那时没有空调,夏天西晒,热得难受,电风扇不太管用。



说到鱼山路5号,最为著名的应该是四座“俾斯麦兵营”,可以说,没有“俾斯麦兵营”,就没有私立青岛大学、国立青岛大学、国立山东大学,自然也就没有中国海洋大学。


这四座兵营,前些年分别是地质馆、海洋馆、水产馆(两座),崂山校区启用之后,海洋地球科学学院和海洋与大气学院搬到了崂山,这两个馆就给医药学院用了。



据资料记载,1897年德国侵占胶澳后,将青岛山以德意志帝国原宰相俾斯麦的名字命名,在山上修建了南北两座炮台(俾斯麦山炮台及伊尔蒂斯山炮台),后来在山坡上建营房,称俾斯麦兵营。


1914年,德国军队在与日本军队短暂的争夺之后败北,俾斯麦兵营自然拱手相让。日军将俾斯麦兵营和八关山西北侧原清军嵩武中营址的兵营合并,改为万年兵营。


十年以后,1924年,高恩洪在兵营创办私立青岛大学。



兵营建筑为古典构图,作横五段纵三段划分,中央与两端突出阶梯形山花作重点装饰,有地下室和阁楼,明显带有19世纪末期德国市镇建筑的痕迹。

各兵营正面山墙上都有德国国徽鹰的标志。门窗为四圆券,是当时青岛德式建筑的常用手法,很漂亮。

1965年,学校划归国家海洋局建制,而国家海洋局又归海军代管,是穿军装的。

文革中,水产系整建制地迁到烟台办学,两个水产馆都空了出来;海洋局在青岛的几个单位乘虚而入,就把这两个馆当了家属宿舍,军人愿意住兵营,无可厚非;只是以后水产系又回来了,军人们只能不情愿的走了。


我到地质馆看过,室内木板地,房间高约4米,宽敞明亮,装饰简朴。各营房均建有与宿舍、厕所分开的盥洗室。整组建筑设计严谨,尺度适宜,红瓦、黄墙掩映在绿树之中,给人宁静安详的感觉。

在那个年代,德国兵竟有这么好的兵营,真是令人惊叹!我想从古到今的中国军队,绝对不会有这样的兵营。

但是,有一段时间,海大有许多青年教师,大多是五零后吧,结婚后住在兵营里,但他们是住在阁楼上,无缘享受四米高的房间。

阁楼,是房屋最高层用于装饰造型和起保温作用的建筑层,德式楼房 一般是用木头结构挂上瓦,就是阁楼,本来不是住人的地方或者说不是人住的地方。

海大在文革当中,没搞啥建设,文革后,也没建多少教工宿舍,好像领导积极性不高,有一年教育部拨的基建经费一分没用,年底又交回去,简直荒唐,用现在的话,叫懒政怠政。

不盖房子,青年教师结婚又没地住,开始是在单身宿舍解决,谁要结婚了,另一个就搬出去;再后来,单身宿舍也满了,就开始“上天入地”。在兵营工作的,就上阁楼,在“六二楼”工作的,就住地下室。再后来,阁楼干脆由学校房产科统一分配。

我曾经到阁楼看过,就是用木板类的材料间隔成一间间的房,不隔音;夫妻俩做个健康有益的运动,竟被隔壁老王那厮听了个不亦乐乎,毫无隐私可言。冬天寒风呼号,外面下大雪,里面下小雪,孩子冻得嗷嗷哭;夏天烈日当头,阁楼上犹如蒸笼一般,苦不堪言。而且阁楼都是木质结构,一旦失火,必将火烧连营,现在想起来也后怕不已。

阁楼上成长的孩子,大多是八零后,他们从小接受耐寒训练,苦其心志,所以成人后成就非凡。当作家的,著作等身;当教师的,已为教授;凡经商的,日进斗金;他们和他们的父母,可能无怨无悔。

住地下室的,也好不到那里去,潮湿发霉,也不是人住的地方。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忍辱负重,海大的教师尤甚。


这是我在“五一村”的留影,冬天要用胶带把窗户封上,编织袋里装的是木柴,用蜂窝煤炉子取暖,最高也就烧到摄氏十度,所以在屋里也要穿棉衣棉鞋。


说起了住房,我又想起了“五一村”。“五一村”是宿舍名称,海大还有“建设村”、“创造村”,这大概都是解放初期起的名字。


我在“六二楼”猫了几年,侥幸没有“上天入地”。


大约是1990年,我已经是副处级一小官了,房产科把我分到了“五一村”。这是我第一次名正言顺的分到了房子。


“五一村”就是两趟平房,大约十几间的样子,每间大约不到二十平方加上半间几平方,做饭就在小过道里。


“五一村”原来是学生宿舍或单身职工宿舍,慢慢的成了住家户。


当时分到“五一村”,有点满足了,毕竟生活起来比住实验室方便。而且“五一村”像个北京的大四合院,邻居们都很和谐,孩子们也有伴玩,而且“五一村”的孩子长大后都出息了。尤其值得我们自豪的 ,是后来有一位村民成了院士---包振民。


我对“五一村”印象最深的,是“五一村”的大茅房。


巧合得很,我在写“五一村”这一段时,是2020年11月19日,这一天,是第八个世界厕所日。


据科学家的统计,每个人每天大约要上厕所6-8次,一年大约2500次;我想,这个统计并不适合“尿频、尿急、尿不湿”的前列腺患者。


又云,每个人在一生中,平均有三年的时间是要在厕所里度过的,女性花的时间更长。所以,这天新华社发的微评题目是:《改造厕所一小步,生活品质一大步》。


一般来说,政府不重视什么,就会设一个节或者日,每年到这一天来重视一下;就像每年9月10日我们要过教师节一样,可以领上两小桶花生油。


大茅房有大茅房的好处。“五一村”不兴串门,茅房就是一个很好的社交场所,家长里短,谈天说地,教学心得,无所不谈 。


“五一村”的茅房,比《新华微评》上描述的“两块砖、一个坑,蛆蝇滋生臭烘烘”略好一些,是否有人打扫我忘记了,但是臭的程度还是在忍受范围之内,否则早就把住在最靠近厕所的教授熏跑了。


难以忍受的,是夏秋季节茅房里的蚊子。


“五一村”是平房,窗外杂草丛生,蚊虫肆虐。在家里好说,挂上蚊帐,上茅房就没办法了,上一次茅房,用医学术语说就是:臀部有红肿现象,回家要赶紧用花露水风油精清凉油或者牙膏处理一下。


后来,不知谁的发明,如厕时点上蚊香拿着,效果不错,但不是每位村民都用,比如我和包院士在茅房会晤时,就发现他从来不用蚊香,科学家都比较注意保护自己的大脑。


记得有一年我在校办工作时,参与接待时任国家教委副主任邹时炎,他对我讲,厕所最能反映一个单位的状态,所以他不管到哪里视察,都要去厕所看一看,他希望我能带他找一个厕所看看。


我灵机一动,就把他带到了“五一村”大茅房。那天并没有点蚊香的,但是邹副主任还是直皱眉头。他后来怎么给校领导讲的我不在场,听说大意是请把这个厕所改造一下,如果学校没钱他可以批一点。


过了几天,学校基建处到村里征求意见,说厕所不太好改造,就给每家再接出一间小房吧,也就是照片上我身后这间,盖好后自己安了个小便盆,加上简易的洗澡装置,又改善了一点,也算我为“五一村”做了点贡献。


至于学校打着为“五一村”改造厕所的名义向邹副主任要了多少钱,我们就不去打听了。



到了2000年初,学校在红岛路和麦岛盖了一些宿舍,解决了绝大部分职工的住房困难,“五一村”的村民都作为搬迁户,如鸟兽散,各奔东西;以后学校在这块地上给水产学院盖了实验室,叫“敏行馆”。



在两排俾斯麦兵营的中间,是一个大大的花园,这里是学生们早晨朗读英语的好地方。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可这些高大粗壮的梧桐树都已经一百多年了,从鱼山路5号走出的学生,也已经成千上万,不乏佼佼者,唯独当大官的少,最高的职位,也就是副部级吧,也许海大人不屑于与官僚为伍。


山东大学青岛校区建设的时候,据说山大的领导想从这里挖几棵大树回去栽上,被海大领导断然回绝。


说到大树和山大,我又想到海大的“校龄”问题。


我在鱼山路5号,共参加了三次校庆,并参与了校庆的具体工作。


第一次是在1989年3月底,那时是庆祝青岛海洋大学成立三十周年。(山东海洋学院于1988年1月更名为青岛海洋大学)


背景是:“1958年秋,山东大学奉命迁至济南,所设9个系中,海洋系、水产系、地质系以及生物系的海洋生物专业、物理系和化学系的部分教研组和直属教研组部分人员留在青岛,以山东大学(青岛)名义继续办学,并建立党委和校务委员会,党政工作的重点是山大原校址、以留在青岛的部分为基础,筹建一所面向海洋的大学。1959年3月,经中央批准,中国第一所海洋高等学府——山东海洋学院成立。曲相升担任院长兼党委书记。学校结束了与山东大学长达30年的共同期。”(引自海大官网)


那么,1989年的校庆三十年,是以1959年中共中央批准成立山东海洋学院为原则。


但是,仅仅五年之后,1994年,本应是校庆三十五周年,却变成了校庆七十周年。这两次校庆,我都参与接待工作,山东大学的同一帮客人问我,你们怎么一下子长得这么快?我无言以对。


谁人提出要修改“校龄”?我无从知晓,那肯定是学校决策层的事。但是当时教育部有规定,修改“校龄”,必须经过专家论证,我听当时的校办主任刘龙太讲过,是请了某师范大学的专家来校论证,写了肯定的结论。时至今日,学校负责撰写校史的同志还在考证此事。


再看学校官网介绍:“学校创建于1924年,历经私立青岛大学、国立青岛大学、国立山东大学、山东大学等办学时期,于1959年发展成为山东海洋学院......”。发展来发展去,发展成了山东海洋学院,从逻辑上似说不通。


我个人以为,只要弄清楚是母鸡下蛋还是兄弟分家,一切就迎刃而解了。

如果是母鸡下蛋,那就以中央文件为准,海大的出生日期是1959年3月,今年61岁;如果是兄弟分家,海大和山大一样,出生日期是1901年,今年119岁。唯有出生在1924年有点牵强。我个人倾向于1959年。

搞笑的是,人都是希望减去十岁,干部造假,都是把年龄改小几岁;唯有中国的大学,希望自己越老越好。

牛津大学成立于1167年,斯坦福大学成立于1885年,两者差了718年,孰重孰轻,孰优孰劣?

所以,扎扎实实的干事,实实在在的发展,才是硬道理;不要绞尽脑汁,去弄那些不靠谱的事。


从校徽看校史:
1、山东海洋学院成立后,舒同题写的校名。
2、“文革”期间,舒同靠边站,用的是“毛拼”。
3、学校更名为青岛海洋大学后,青岛市书法家修德题写的校名。
4、邓小平同志为青岛海洋大学题写的校名。
5、学校更名为中国海洋大学后,用的是“邓拼”。

1988年1月,经当时的国家教委批准,我校更名为青岛海洋大学。我校委托生物系教授张连成,通过他的同学、邓小平同志的秘书陈华,请求小平同志为我校题写校名。

同年11月初,84岁高龄的邓小平同志在百忙当中欣然提笔为我校题写了校名;这是我党领导人唯一一次为我校题写校名。


大花园的西侧,是我们上学时的图书馆,那时人多书少,要借的书几乎借不到,而且那些管理人员常年板着脸,非常冷漠。


但是这个老山大的图书馆又非常有故事,江青三十年代在这里当过管理员,不知她当年对学生的态度如何。巧合的是,稍早几年,毛泽东也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二人竟有此缘分。



图书馆旁边的计算中心,原来是“大众礼堂”,文革时我们还小,没有啥文化生活,海洋学院一放电影,我们就跑到“大众礼堂”,没有票就结伙往里冲,保卫科的人就往外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这里才拆了盖计算中心。

那时,计算机还很金贵,记得系里买了一台“286”,还要专门弄一间房,安上空调,铺上地毯,现在不算啥了。就像手机,收废品的也人手一个;佳世客门前的乞丐,都摆上了二维码。


大花园的东侧,伫立着一栋完全用花岗岩砌成的建筑,叫科学馆,一直为海洋生命学院所用,科学馆的111,是一个圆形的阶梯教室,近百年了,里面的设施照常使用,以前学校经常在这里开会。



科学馆往上坡,就是我们上学时的五食堂。那时是一间长长的平房,里面是长条桌椅,个人的餐具就放在桌洞里。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一份排骨两角钱,后来里面加了豆腐,还是两角钱;再后来涨到四角,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现在排骨多少钱了,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不去食堂吃饭了。


这个食堂,还曾发生过血案。男女两个炊事员,男的向女的求爱不成,竟然磨刀霍霍把女的杀了。这事把学生惊得不轻。



鱼山路5号面积不大,只有400亩,以至于教育部来人经常说,海大也就是北大的一个系。


当然,1958年山东大学迁到济南之前,校园还是相当大的,据说有三千亩;山大的版图一直能到明霞路。我们能看到的,就是文革中,青岛商业冷库和北航司令部是占了我们的地盘盖的房子。


400亩地,八关山就占了100亩。这是八关山上唯一的建筑---气象台。



山大校园版图之大,以至于红岛路原来是校内的马路,以后应青岛市交通的需要,打开成了市政道路。

离休干部牟力曾跟我说过,校内原来还有一条路,叫蓬莱路,出口就在外专楼那里,我去看了几次,也没看出道道来。

后来,海洋系老教授方欣华告诉我,蓬莱路在校内确有其事。他1962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分配到我校工作,报到时就住在蓬莱路上的学校招待所里,也就是“创造村”最西边的那一栋。

现在的外专楼,以前是学校领导的住宅,我记得原山东海洋学院党委书记华山就在那住过,这个住宅就叫蓬莱路1号;蓬莱路的大门应该是开在福山路上,上世纪六十年代不知何故封上了。

当年山大迁到济南,是行政命令。山大的很多教授是南方人,很喜欢青岛这个地方,迁到济南也属无奈之举。假如山大一直在青岛发展到现在,估计现在国内排前几名是没问题的;当然,也就不会有中国海洋大学了。


山大留下的烙印太多了,山大当年的宿舍,如今是海大的员工住着;童第周住过的第一公舍,以及好多名人住过的合江路宿舍、福山支路28号等,有的还嵌着山大的牌子。



八关山上,有几座明碉暗堡。因此八关山与军队脱不了干系。1949年6月2日以前,八关山上驻有国民党军一个班,之后就由我军的海军驻防,这一驻,就驻了几十年。


和平时期,当兵的不打仗,八关山上的兵也不常训练,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所以就生出些事来。


那时的士兵,身强力壮,伙食又好,荷尔蒙水平自然也高,每天眼巴巴地看见校园内如花似玉的女学生,不免就有违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七条的举动做出来。男生里面的护花使者,自然要充当那英雄救美的角色,所以与当兵的经常隔空对骂。终于有一天,海洋系的男生与当兵的发生了肢体冲突,学生自然不是大兵的对手。


其实,学校早就想把这些兵请出去,使得校园清净,得知当兵的与学生动了手,时任院办主任郭田霖马上带着电教中心的人员到学生宿舍录像取证,以便到教育部告状,那时还没有手机;那挨揍的学生见学校来人了,赶紧躺到床上去,故作痛苦状,呻吟不已,喊着头晕,其实并无大碍,配合的挺好。



八关山顶,有一块用铁栅栏围起来的三角地,面积不大,好多人不知道这是啥用途。其实,这还是与军方有关。


肢体语言之后,学校当然不会罢休,当然要借题发挥。那时 ,军队侵占校园不足为怪,“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国务院就成立了一个办公室,用时下的话,就是“工作专班”。教育部也有专人负责,是基建司的邢处长。


邢处长,山东老乡,黄县人氏,小老头,见人乐呵呵,估计是老革命。为八关山的事来了几趟。学校这边主要是副校长王化桐和校办主任刘龙太处理此事。


邢处长来海大,我也陪过几次,那时学校接待条件一般,就是在“二楼餐厅”吃个便饭。吃饭时,邢处长便眉飞色舞地描述他为八关山勇闯中南海的故事,当然也有让学校领情的成分。


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军队正是搞大生产的时候,让他退出八关山,谈何容易。也不知打了多少个回合,邢处长闯了多少次中南海,王化桐和刘龙太跑了多少次北航司令部,军方终于放了学校一马,同意撤兵,但是要价240万人民币,几经谈判,以239万成交。


虽然成交,但是军方又节外生枝。提出,因军事需要,在山顶需划出一个三角,以备未来战争,否则作罢。学校只能忍气吞声,委曲求全,因此,就有了山顶这块铁栅栏围起的三角地。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估计当年北航的首长,离休的离休,转业的转业,这块三角地早就抛到九霄云外了。但是,此地为军事设施,没人敢轻举妄动,那是要坐监牢的。



八关山上这个水塔,什么时候上去看也是哗哗流水,不知道校园内的水是否靠它。

八关山上有碉堡,还有一些洞口,里面的机关没几个人清楚。

倒是学生,特别是男孩子,虽然超过了十八岁,但是却改不了那顽皮的天性。

某日,三号楼的几个男生,跑到八关山瞎转悠,无意中发现一个洞口,遂进洞探险。谁知道,这个洞子竟然与青岛商业冷库相通,于是就引发了一起“偷肉事件”。

文革中,老人家有指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于是全国各地都在挖地道,青岛这里叫“干道”,我在二中读书时也参加过工程,是做砸石子的小活计。四校门对面,就是青岛商业局在我们的地皮上挖“干道”,挖好后就赖在这里没走,挂上牌子叫“青岛市商业冷库”。

“干道”完工了,“苏修”也没来,中国也没称霸,那就“广积粮”呗。但是“干道”不适合储存粮食,商业局就用它储存猪肉,以便过年过节向市民供应。

商业局的“干道”,什么时候挖到了八关山,应该是秘密,却被这几个大学生戳破。学生走了一段,发现地道里摞满了纸箱,仔细观察,原来是猪肉,不免心中窃喜。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大多数人尚未脱贫,学生大部分要靠助学金生活。助学金最高的二十元出头,最低的只有五元钱,就是四毛钱一份的排骨,一个月也吃不上几次的,馋肉吃再正常不过了。

几个学生一嘀咕,先扛走一箱再说,那时也没有疫情,包装箱上不会有病毒。

回到宿舍,支上电炉子,用一个脸盆当锅,另一个脸盆当锅盖,小火慢炖。那时的猪肉,真正的原生态,瘦肉精还没发明出来,正如某人香煎鲅鱼一样,那清炖猪肉的香味氤氲,弥漫了整个三号楼。那时的校领导平日并不去深入学生宿舍,只是在春节时去象征性的去慰问一下留校的老广学生。倒是学生的嗅觉也不比校领导差多少,循着香味,找到这个宿舍,肯定要分去一羹。无奈狼多肉少,连肉汤也没喝到的,自然忿忿不平,有好事者就有意无意地告了密,遂东窗事发。

系里当然不会放过,此风不可长啊!如果放任自流,那学生整日无心学习,老惦记着地道里的猪肉,成何体统。于是,给了始作俑者一个最低的行政处分,以儆效尤。

消息传了出去,青岛市的小报记者有否前来采访,不得而知;倒是社会上啧啧声一片,善男信女,老头老太,都觉得海大的学生太可怜,连猪肉都吃不上,更不该处分学生;对海大不乏谴责。

依愚之见,窃书不为偷,窃肉为偷乎?学生肚里缺乏油水,为裹腹搞点猪肉吃吃,我们权当是青岛商业冷库该交给我们的地租,让学生解解馋,未尝不可。

当然,海大处分学生,一般是吓唬吓唬,毕业之前整理学生档案时,都把处分抽出来撕掉了,以免影响学生求职。如果因为吃点猪肉背上案底,对学校也不是啥光彩的事。

目前,猪肉价格仍然高企,估计在食堂买一份排骨怎么也得十块钱以上,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故事说给鱼山校区的男生们听,一来我们海大刚刚获评“全国文明校园”,此类事件实在有伤大雅;另外,我们可以启发式引导学生,当肉价高昂时,可以多吃鸡蛋,鸡蛋的价格只有猪肉的十分之一。


八关山下,目前正在大兴土木。四号楼已经灰飞烟灭。

我们当年在四号楼上课时,教室里的桌椅,厚厚的木台面,铸铁的桌子腿上面铸着“山大”二字,那桌椅很结实,万古千秋。

四号楼,是当年山东大学唯一的一座教学楼,可惜最近被拆掉了,当年山大的学生再回来怀旧时,已经找不到教学楼了。呜呼!


四号楼呜呼了,鱼山路5号只剩下这座“新教学楼”。说是“新教学楼”,也有三十多年了。


“新教学楼”的旧址,是美国兵营。如此,这个大院里曾有过四国兵营:德国、日本、美国、中国(国共两方)。


美国兵营很简陋,就是半圆形的大大的铁皮房子,我记得化学馆前面好像也有一座。我们的印象中,美国大兵都是卡宾枪、船形帽,呢子大衣大皮鞋。不知道他们为啥不去住俾斯麦兵营,而去住这种和阁楼条件差不多的房子,可能是那会儿山大已经复课了吧。美国大兵素质这么高吗?



从八关山下来,就到了“逸夫馆”,这里原来是一个简陋的礼堂,好像也是铁皮房子;里面是长条的能坐四五个人的木头椅子;1977、1978 级的学生曾在这里演出过话剧《于无声处》,学生演,学生看,场场座无虚席。

大约是1990年,学校争取了邵逸夫捐款180万港币,再由教育部配套180万人民币,建设这个“逸夫科技馆”。

逸夫馆是海大唯一一个以个人名字捐赠的建筑,遗憾的是,三十年过去了,逸夫馆还是唯一。

不要说欧美或港澳台地区,我到过中山大学,一进大门,马路两旁全是校友或社会各界以个人名字捐赠的建筑,更不要说资金了,校庆时校友动辄捐款上亿元。

我们海大号称近百年历史了,这方面却像一张白纸作画一般,仅画了一笔,就从此搁笔。


这栋建筑正在维修,我们上学时,左边是商店,右边是储蓄所。

鱼山路5号,最好是修旧如旧,尽量保持原有风貌。


这个角落叫“校训墙”,看上去不显眼,艺术性也一般般,好像不该这个样子。

也罢,这个并不重要。我们关心的是学校官网上的发展目标:“到2020年,基本建成国际知名、特色显著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到2030年,建成世界一流的综合性海洋大学;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特色显著的世界一流大学”。

不过在国内,也没有见过“一流”“二流”乃至“三流”的名单,高考时填报志愿有“一本”“二本”;倒是清华大学好像已经宣布自己是世界一流了。


“校训墙”旁边的小超市,原来是火烧铺,食堂的小赵师傅做的牛肉火烧,鲜香可口,物美价廉,相信很多老师学生都有印象,现在未必还有了。



火烧铺对面的这座小楼,原来挂牌叫“标准海水厂”。

这座小楼的二楼小阳台,据老教师说,在1957年称“民主讲台”。是年夏天,山大不少的教授学生轮番上台,慷慨激昂,针砭时弊,给自己的娘老子提意见;到了秋天收获的季节,这些人大都获得一顶“右派”的帽子。我们不是引蛇出洞,我们是阳谋不是阴谋;我们不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要怪就怪你只有智商没有情商;不过,这顶帽子的份量比起绿帽子,不知沉重了多少倍。

以后,这里就成了教工的班车点,每到下班时候,这里有几条长龙,这些年,随着私家车的普及,坐班车的人就很少了。


看到“六二楼”旁这条小道,我就想起了最受师生尊敬的一位老人,今年已经100岁的文圣常院士,就在几年前,文先生还是每天从家里出发,沿着这条小道到“文苑楼”读书工作。

生命之树常青!

我倒是希望,学校能把这条小道命名为“文圣常小道”。

如果海大的师生都能向文先生学习,那么海大的发展一定能够加速。

本组图文作者于长江老师,(2020年11月16日-11月23日第一稿,2020年11月24日第二稿。欢迎批评指正)

青岛城市档案论坛公众号、青岛城市记忆头条号重新编辑整理并添加老照片发布,转载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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